武术发展的文化选择
回溯中国武术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中国武术的发展经历了一条不寻常的道路:技击功能、健身功能、教育功能、文化功能。随着文化在当今社会的价值突显,如何从文化的视角对武术发展的路径进行探索,也就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1武术发展的文化需求
武术的名称在历史上各不相同,夏商周时期称为“拳勇”、“手搏”、“角力”或“斗勇”;春秋战国时期称为“技击”、“相搏”或“手战”;秦汉三国时期称为“武艺”、“角抵”或“手格”等;两晋南北朝时期称为“讲武”、“武艺”、“相扑”或“拳法”等;隋唐时期除了上述名称以外,又出现了“拳捷”、“试扑”的名称;宋元时期又出现了“摔跤”和“打套子”的名称;明清时期又增加了“白打”、“使拳”、“使艺”、“拳法”、“把式”、“对力”或“对拳”的名称;自近代以来才称为“国术”、“武术”、“国技”、“把式”或“功夫”。纵观不同时期的武术名称,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共性就是人们十分重视武术的“使用价值”,充其量只是将武术作为人们搏斗的工具,很难从中悟出武术内在的文化意蕴,近代将这一独特的中华民族身体展演方式命名为“武术”,显然与这一思想一脉相承,因为“术”在《说文解字》中释为:“术,邑中道也”。
“武术是以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1],技击作为武术的本质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但是技击显然不是中国武术所特有的,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技击表现方式,如巴西的柔术、日本的相扑、韩国的跆拳道等。但蕴含在中国武术中的传统文化是特有的,中国古代哲学和各种传统文化是武术各流派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传统武德与民族精神成为体现中国武术文化属性的重要方面。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武术的技击功能总体上趋于弱化,随着文化价值、软实力等概念话语的勃兴,武术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众多学者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尤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行其道的当下。“一切文化的竞争,其胜负主要决定于形式和规格的转换是否切合社会大众的心理需求,决定于规格是否有利于其生存和发展”[2]。“通过中国传统武术的学习体现了中国人对于‘道’的追求……是习练者通过练习武术而获得的一种超越性生命体验和人生价值,以及对天道自然、宇宙万物生化之理的体悟和体验,是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良好载体”[3]。由此看来,中国武术的发展应该需要具有开拓的思维,只有大力开拓武术内在的文化属性,为人类的武术消费活动贴上文化的内涵才能为武术的未来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因为仅仅持有技击和健身这一实用价值并不能使武术具有必选的价值,只有文化的不可代替性才能使武术发展长盛不衰。
2武术发展的现实困境
2.1武术技术的异化
近年来,我国竞技武术运动发展较快,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高速发展下的技术发展发生偏离。武术是以攻防技击为主要技术内容、以套路演练和搏斗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4]。攻防技击性也就成为中国武术的典型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武术动作规格的基本依据,武术的力法讲究刚柔相济同样也是由其技击特点决定的[5],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武术体育属性的增强,武术的攻防技击价值有一定的淡化,但技击仍然将作为武术技术的基本特点而长期存在[6]。现代竞技武术套路的发展,在攻防技击上的特点日益淡化,表演化的倾向日益严重,许多舞蹈、体操的动作时常出现在现代竞技武术套路中。另外在一些套路中还出现门户大开的“直立大开步”等与攻防技击原理相违背的技术动作;腾空摆莲单脚起跳逐渐变化为双脚起跳;为了达到难度动作稳定性的要求,许多运动员全然不顾太极拳中基本的“尾闾中正”要求,“低头猫腰”动作时常出现在赛场。散打技术动作也逐渐脱离了传统武术的本质,与西方搏击类项目愈发接近,成为一项西方搏击与中国式摔跤相结合的体育运动项目,其内在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蕴则很难有所体现,这些不得不使我们重新审视竞技武术技术发展的合理性。“体育技术化模式的发展使人类原来建构的东西:体现人类不断进取的精神和超越自我的理念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这种破坏是以人们将体育价值目标转向为超越人体运动极限,并最终转向为打破量化的记录和获得优胜为基本内涵的价值目标,从而使得体育越来越注重对功利性结果的追求,而忽视或遗忘其原本承载的价值。所以,技术化的发展使得体育价值体系与其本意产生了严重的背离现象,并最终使其自身陷入了种种的人文困境之中”[6]。竞技武术的技术体系对“精神气力功”的追求演变为高度、角度、速度等的追求,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化产物,如果武术技术失去了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传统文化的浸润,武术的攻防技击性本质将进一步褪化,最终将使武术失去其存在的传统理论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