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成就”了武术的西化，但我们丢弃了武术存在的根基。传统成为另类，现代成为精英。我们效仿了别人，却失却了自己。长期以来我们对固有的传统武术在认识与传承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或迷失，“对体现民族文化精神魂魄的载体——武术有意无意地采取了单纯的、简单化的、运动化的发展模式，将原本丰富文化内涵的武术，简化为身体运的伸伸腿、弯弯腰。‘神秘’的武术由于体育化而变得没有‘神秘’可言，文化的武术由于体育化而成为运动项目，坚持感悟和终生追求的武术，因为竞技成果‘冠军’的最高奖赏而变得昙花一现，功力的武术因为高难美新而变得轻飘和只追求比赛中的获胜。”［3］“原本追求内敛的武术，变得追求外在；原本追求体悟的武术，变得追求简单；原本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武术，变得只为冠军喝彩……，很讲求‘根’的武术，一夜之间‘飘’了起来；很讲求‘ 精、气、神’的武术，变得只追求动作的完成；很讲求‘势势相随，形断意连’的整体武术套路，变得只追求个别难度动作的娴熟……”［4］
　　我们选择了武术的“体育化”发展之路，选择了武术竞技体育化的发展，如果从传播学的理论出发看待这一发展策略，的确是一个明智快捷的发展之路。因为，对于文化的传播在语言障碍的面前，身体语言的传播无疑是一种明智的、快捷的方式。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自己在推介的过程中，过度地选择了一条“文化模仿”之路。 “长期以来，我们在接纳西方体育的过程中，所表现的文化模仿形式，是导致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个性异化的最直接动因。”［5］回眸20世纪的武术发展历程，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一直在走一条将传统武术“化为体育”的路。我们始终认为只有将武术的传统“化”尽了，武术才可能发展和获得新生，才可能重新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本应是发展武术的一件幸事，但可悲的是我们在这个“化”的过程中，没有给传统武术一点点主动权，而只是将武术本身看作是一个静态的物，而不是具有抗争的、具有魅力的、个性的、特色的文化。因此，武术的改良和革命只能是被动地接受，而不能自主地自我转化。
　　我们也曾惋惜武术的传统流失，甚至不惜血本组织地毯式的挖掘整理工作，但我们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却很少对挖掘整理所取得的成果进行推介和传播。我们只一味地效仿奥林匹克模式组织武术的竞赛和宣传，但我们却很少思考这样的道路是对还是错的问题。我们体育人，包括武术人都在一心一意以“奥林匹克”为范式，并不断地借助奥林匹克运动的“新思想”“新方法”来重建中国武术。但我们却忽视了武术与奥林匹克运动在理念、追求和目的上存在着不可融合的差异性。
　　我们总也认为，文化是可以共融的，是可以多元共存的，但奥林匹克所倡导的共融和多元共存却始终没有越过西方文化的栏界。我们认同了西方体育，认同了奥林匹克运动，但我们却越来越远离对自己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文化、传统、价值的深刻认识。我们为在西方体育项目竞争和对决中的获胜而激动，却很少关注和参与并且为民族体育本身在西方人参与比拼过程中的获胜而喝彩；我们迫不及待地用西方体育的理论来评价我们对民族体育的改革和革命，而很少关注改革和革命过程中我们民族传统体育、武术失去了什么；我们只极度的关注奥林匹克运动在我们民族的普及和提高，我们却很少关注我们民族传统体育、武术的发展；我们只追求有多少国家成立了武术组织的问题，但却很少关注这些组织的真实势力和对武术需求。
　　我们一直在走一条西化的道路，不论是目标的制定还是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改造，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化之路一直没有停止。所以，武术的西化已经是中国当代武术人对武术的传统越来越疏远，因为传统武术在一百年中是一个不断堕退的过程。到今天我们自己武术人已经很少有人能够离开某种西方体育的思维框架，而直接面对中国武术的传统、思想、历史了。大多数武术人只有通过“体育”“西方体育”的理论才能够解释和阐明中国武术的内涵。我们有多少学者能够对中国武术的传统价值作出令人信服的新理解与新阐发。相反，他们对武术的认识始终停留在西方体育流行的一套一套的“说词”，如长期以来我们对武术概念的界定始终没有摆脱“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的理念，而停留在与西方体育中一个运动项目比肩的平台上。
　　我们始终认为奥林匹克是“绝对”的优势文化，所以才导致了“武术革新”目标始终不移地向其学习。因为，我们在一个“大中国文化”中封闭时间太久太久，当接受外来文化时，我们最大的收获是“惊讶和新奇”，我们被封闭的太久，我们却打开的“太快”，太久的封闭和太快的打开是我们的行动产生了盲动。这样的盲动使我们失去“理智”和“科学”发展观的根源。进而使我们文化的发展出现了盲点。武术向奥林匹克运动的依附，也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怪胎”。的确，我们对奥林匹克运动的了解也许只有不到三十年的时间，而对西方体育文化的了解也只有100年的历史。
　　另外，西方体育、奥林匹克运动文化的中国传播和现今中国的发展状况，的确也是一种文化传播中的“奇型怪胎”。对于西方体育、奥林匹克运动文化，它没有中国化就被中国人所接受和效仿，应该说是不符合文化交流中的“双向性”特征的。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认为，“两种文化的碰撞决不可能只发生单向的搬用或移植”一样，我们对武术的选择则恰恰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对武术的创新没有按照文化创新的理论来进行，尽管，“无论是外来文化还是本土文化都不可能保持原状而必融入新机”是一种普遍的规律，但我们对武术的改良和发展却是建立在弃自己的状态下“融入新机”的，“新机”所占分额太多，所占地位“太高 ”……。如果从心态分析，这是中国人俯仰西方体育文化、奥林匹克运动文化的心态展示，这是不忠于自己民族文化的表现。
　　我们还没有看清西方体育、奥林匹克运动本身的形态，还没有甄别他们是否就是最优秀和无暇的文化形态，我们就选择了追随的路径，这也许是武术发展、革新失败的最大诱因。尽管，“中国文化应在自己的基础上向西方已经达到的哪个阶段发展”，但向西方已经达到的哪个阶段发展，我们还没有搞清，就选择了方向。就体育本身而言，西方体育发展的哪个阶段是什么，我们还没有得出结论？是组织形式，还是普及程度，是文化的世界化水平，还是文化个性彰显，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其实一直都没有搞清，所以导致了我们‘全盘承受’了西方体育文化，而没有实现在西方体育文化在我国本土的‘根本改过’。假如我们在这样的过程中，不仅能够发现西方体育的文化优势，而又能发现西方体育的种种弊端，不仅能发现西方体育的世界化实质，又能找到自身民族体育文化的显著个性，也许我们在选择民族传统体育、武术的发展时，就会少走弯路。

文章分页: 1 2 3 4